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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促进实现印度支那停火

世界各大报纸都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相也都相似”……莫洛托夫指着美国人的鼻子很自豪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段苏权将军说: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承认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老挝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包括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集结区,并得到了日内瓦协议法律上的承认。老挝伊沙拉阵线的威望和声誉在全国全世界得到提高和扩大,这一切辉煌的胜利,为老挝人民以后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和老挝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2月18日,柏林会议闭幕。井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张闻天、王稼样、李克农为代表,加上各方面工作人员,大约近200人,是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能人专家都有。正如周恩来所言:“各个角色都得齐全,成龙配套。”准备工作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甚至穿上“服装”进行“预演”和“彩排”。服装是由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将军提议统一研究确定的。伍修权将军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一定要庄重、严肃、统一。”于是,经研究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中国代表团穿着这套黑色中山装在日内瓦开展活动时,所到之处,路边经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团脱帽致敬。开始代表们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弄清,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庄重、严肃。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员误认为是传教来的牧师了。说“传教”也可以,我们宣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预演和彩排更精彩。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面对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同恩来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走下飞机时,那整齐威武的队伍立刻引起轰动,各国记者争抢着拥上去拍照。世界各大报都刊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子提箱也都相似……”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黄华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同志每次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质疑。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同盟,周恩来的主要盟友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译李越然是这样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的感觉,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具有同样的坚定性。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都具备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魄力:直觉和适时地做出决断的能力。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是莫洛托夫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周恩来认真听龋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得多,对一些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周恩来显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斗争艺术性。他的这一特长,在会议的后半截,就是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证明。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曾提过意见:“不打下奠边府,一切无从谈起。”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将军有些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难怪奠边府战役难打。在美国支援下,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奠边府集结了21个营和10多个连队的重兵、并且修筑起碉堡林立的集团阵地,吹嘘奠边府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拿下奠边府的决心下定之后,中国由彭德怀将军直接负责支援越南的组织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将重炮和火箭炮帮助越南人民军运送上前线,投入奠边府战斗。中国井派出韦国清将军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终于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奠边府大捷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终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会议上指着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拿下奠边府,他们立刻蔫了,再也骂下出口了。进会场时连头都抬不起来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却从此扬眉吐气起来。段苏权率工作组进驻老挝桑怒时,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远飞曾在祝酒时讲过这样一段话:“韦国清将军曾经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了最后结束法帝国主义统治越南的奠边府大捷。我们今天用奠边府牌酒来把待中国同志,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援助是不会忘记的。中国同志今天又来到抗美第一线,帮助我们进行第二个‘奠边府’战役。为此,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衷心感谢。”奠边府大捷使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一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善于谋划的宾努首相的辅佐下,提出一项结束印支战争的方案。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他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于达成协议,结束印支战争。可是越南不愿接受这一方案。由于历史上,柬埔寨始终是越南和泰国互相争夺的对象;由于越、老、柬三国的抗法武装力量在现代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是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不愿将部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周恩来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他们认识到束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并以此为内容同法国新政府接触。由于法国在奠边府的惨败,拉尼埃政府倒台,新总理是孟戴斯·弗朗斯。弗朗斯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很激动,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掷,向议会赌咒发誓说:如果7月20日之前达不成协议,我就辞去总理职务。西哈努克首先想的不是弗朗斯的发誓,他想的是柬埔寨主权。他坚持不签署任何限制其国家主权的协议。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立场,对于中立国家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对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时的支持,并对柬埔寨提案的目的抱有很大疑虑。“协议必须包括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内容,柬埔寨不得允许外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莫洛托夫警告说:”还应该规定,柬埔寨不能向外国要求军事援助。”莫洛托夫担心柬埔寨变成美国的侵略基地,西哈努克却关心着国家主权。他表示:这不是限制和干涉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吗?柬埔寨可以单方面作出保证,它将恪守中立,它的军队不超过一定的编制。但是,柬埔寨不签署任何有损其国家主权的协议。周恩来对双方的意见和想法都是十分了解的。他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周恩来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日内瓦协议在7月21日凌晨3时42分签订,但签字日期却按弗朗斯向议会保证的期限倒填为7月20日。是啊,总不能因为3小时42分就让一位堂堂的法国总理丢掉政治生命。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也是美国的杜勒斯。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那里有双重含意——他威胁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他手术后便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视察过前线又“风尘仆仆”赶到日内瓦,他力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同样表现出“忘我”和“献身”的精神。在日内瓦,没有一个人见过壮勒斯笑。他笑不出来。那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人和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惨重。立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干丈。单此一点。杜勒斯与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是不共戴天的。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呼大骂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椅的粗鲁人。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他是个“思考型”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绷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总之,他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疯狂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社会上一度误传周恩来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拒绝。其实周恩来并无此举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几次与杜勒斯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从容大度,杜勒斯则不然,他苍白的脸孔一见周恩来便紧张地绷起来,动作僵板机械。杜勒斯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加上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恩来,向他传递消息。“美国这位代理团长史密斯你了解吗?”“不大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这个人跟杜勒斯还不同。史密斯来日内瓦之前我们接触几次。他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有不满。”“是这样吗?”“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不现实的。缺乏长远观点。”“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所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在会议结束前的某一天,代表们聚在酒吧间里喝饮料。史密斯端着一杯白兰地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交谈。对他地道美国味的英语大加赞誉,并对中国古老文化遗产发出由衷的赞叹。在两个敌对代表团之间发生这种接触是“史无前例”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双眸一亮:“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并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会间休息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悄悄注意着史密斯的行踪,以便寻找一个恰当机会让两个敌对国家的首席代表直接对话。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合会喝咖啡时,赶紧报告周恩来:“总理,史密斯现在是一个人,到柜台那边去了。”周恩来站起身,步入酒吧。刹那间,与史密斯的目光相遇,碰出火花。周恩来坦然一笑,向史密斯走去。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注目。史密斯虽想与中国人接触,但对周恩来这个举动却还是思想准备不足。众目睽睽之下,也亏他急中生智,连忙用右手捧起杯子,而这时,他的左手正夹着一支雪茄烟,于是,便避免了与周恩来握手,好避免了“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之嫌。他竭力作出微笑的姿态招呼说:“周恩来先生,来杯咖啡吗?”周恩来微笑着摆摆手:“史密斯先生,不品尝一下中国的龙井?”“谢谢。”史密斯喝一口咖啡,便借题发挥,由龙井到万里长城,由龙门石窟到三大发明,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大好山河尽情尽兴地赞扬一番。“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国创造了著称于世的古老文明;贵国虽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同样为创造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恩来说。“是的,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辉煌历史。”史密斯点点头,笑容可掬他说:“不过,我对古老的东方文明格外偏爱,在我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的瓷器。”“非常感谢史密斯先生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感情。”周恩来双臂环抱胸前,意味深长他说:“二次大战中,史密斯先生作为美国一名将军,曾在欧洲战场创立战功。为了维护今天的世界和平,真诚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够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史密斯赧颜地耸耸肩,又感激地望一眼周恩来。他本是同情中国代表团的立场,讲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可以考虑”的话。但美国政府来了命令,不许达成任何协议,不许在任何协议上签字。所以,他只好“变卦”了。他相信,他的苦衷周恩来都是明白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周恩来正在酒吧与人聊天,史密斯主动走过来微笑着对周恩来说:“会议即将结束了。能够在这里和您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说罢,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摇晃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他没有握手,却表达了与握手同样的愿望和心情,“使这样心满意足地走开了。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是法国,所以法国代表团是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主要斗争对象。法国外长皮杜尔是个小个子,留着短平头,总是在酒吧里钻。他爱喝酒,好像整天都是迷迷糊糊,走路晃晃悠悠。发言时也是两手支撑桌面,边讲边摇晃身子,永远是刚喝过酒的样子。法语“先生”的发音是“莫须有”,中国人听着像”木须肉”。法语“主席”的发音是:“布列切堂”,中国人听着像“白菜汤”。皮杜尔每次发言总要摇晃着身子,鼻音喃喃地先说声“主席先生”,中国人便给他起了个雅号“木须肉、白菜汤”先生。这位外长坐一辆圆型法国小汽车,非常校他住的别墅也很小,小巧玲珑。可惜,他的视野也很短,除了喝酒本事大。在谈判中显不出任何活力。6月中旬,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由于奠边府的惨败。拉尼埃政府终于倒台,盂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周恩来在说服莫洛托夫采取灵活态度,做出必要的让步之后,于6月23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法国新总理弗朗斯会唔。周恩来在交谈中言辞恳切、实际,不说空话:“印支战争已经打了八年。不但印支人民饱受战争苦难。整个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都无法实现。贵国人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并且使贵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陷入极大的困境……”周恩来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半岛形势和法国国内形势,然后指明:“相信弗朗斯先生是明智的人,不会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弗朗斯深受感动,频频点头。“印支三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的原则时,要照顾到三国的特殊情况。例如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同样地从三国撤出,不但法国军队撤出,在老挝和柬埔寨还要包括进入这两国的越南志愿人员。又比如停战以后停止从境外进入新军事人员和武器弹药的原则既要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但是方案又要考虑这两国的自卫需要。这样的方案才是公正合理。”“很好,你讲得合情合理。”弗朗斯眨眨潮润的眼睛向周恩来做了个激动而又断然的手势,“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7月3日至5日,日内瓦会议体会3天。周恩来不顾疲劳,先飞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会谈。然后飞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彼此看法,说服他们认清主要矛盾,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不要提过高要求,否则,既不现实,又容易让美国人钻空子。日内瓦会议复会以后,周恩来立即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几天之内,越南和法国终于达成妥协:赵南接受以北纬17度为南北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越南问题一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眼看达成这些协议,无可奈何又不甘心,最后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为其以后侵越留下伏笔,但也把自己完全放在孤立地位,终于在侵越战争中落得个彻底失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当时日内瓦各报大量报道周恩来,他成为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对此,莫洛托夫表现出由衷的喜悦。认为周恩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出类拔革的外交家。当一个美国人说莫洛托夫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时,莫洛托夫指着他鼻子很自豪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人确实懂了点周恩来是如何“难对付”。一名美国记者听到有人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这位美回记者听出其中暗含了讽刺美国搞大国霸权,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说:“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吉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指示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井出主意说:“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让台湾、越南、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龋放映时用英语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放映时,全场爆满,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热烈的场面引来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赞叹声。当地报纸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地赞叹声。”然而,美国记者却报道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槁军国主义。”“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周恩来对熊向晖指示说,“这好对付,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悲剧看看。”周恩来喜欢看各种民族音乐歌舞剧,尤其喜欢听越剧。出发时他特意点名让带上国内刚拍出不久的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便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欣赏。“为了让外国人能看懂,我看把剧名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吧。”熊向晖建议说,“再搞个十几页的英文唱词……”“你们不要搞党八股么。”周恩来摇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熊向晖扑哧一声笑了。“你笑什么?”“俗话说,洋鬼子看戏傻了眼儿。”熊向晖笑道,“我觉得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对牛弹琴。”“噢?”周恩来沉吟片刻,思考着说,“那就要看怎么‘弹’了。你搞十几页说明去‘弹’,那是‘乱弹’。我们换个弹法试试。”“怎么‘弹’呢?”“你搞十几页的说明。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又不是听教授讲社会发展史呢。”周恩来信心十足他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句话就行。‘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你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大家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外国记者们极大的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而且观众果然入戏了,全看懂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唏嘘低泣……影片结束,灯光复明,全场观众如醉如痴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观众立刻“醒”了,全场顿时沸腾,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美国没有在日内瓦协议和宣言上签字,但它声明将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妨碍上述协议。如果日内瓦协议得到认真执行,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必然是另一种局面。正是由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日内瓦协议未得到实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战争在六十年代才重新爆发。段苏权将军也因此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夹到了老挝。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共有19个国家参加,历时51天。为寻求巩固朝鲜半岛和平与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办法,中国代表团作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周恩来所体现的协商精神与寻求和解的宽阔胸襟,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但由于美国不打算解决任何问题,直至6月15日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结束,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5月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这正好是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的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有五大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六方。讨论进行了一个多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各方争执的关键问题是:第一,越南停战后如何为法、越双方部队划分集结区。法方主张划在北纬18度线,越方主张划在16度线,相距甚远。第二,如何对待老挝和柬埔寨。越南提出,老、柬两国的问题应作为整个印支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必须按同样的方式在印支三国实现停战;法方提出,老、柬问题应该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不承认老、柬存在当地的抵抗力量,认为那里只有越南撤军问题。

面对这两个棘手问题,周恩来认为,争取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需要造成一个国际统一战线,联合法国,联合英国,联合东南亚国家,联合印度支那成员国,达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来孤立美国,主要是孤立美国主战派。按照这样的思路,经征得越方同意,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活动。为解决越、老、柬三国之间的问题,中国代表团主动与柬、老两国政府代表接触,使他们了解中国不仅支持越南的抗法斗争和统一,也同样支持柬、老两国的独立和统一,赞同它们奉行和平中立政策。6月16日,周恩来综合各方意见提出解决老、柬问题的新方案,主张从老、柬撤出包括越南志愿人员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同时老、柬两国以民主方法解决内部问题,从而推动有关各方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17日,法国主战派政府垮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就任新总理兼外长,即将亲自到日内瓦谈判。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中国代表团立即与各方磋商,以促进共识。19日,与会国家终于就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20日,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

休会期间,为促成法、越之间达成协议,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6月23日,周恩来专程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会晤孟戴斯弗朗斯,与他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孟戴斯弗朗斯表示,只要印度支那停战,法国一定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返回国内,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日内瓦会议上的谈判情况和最近的国际形势,并着重分析了和与战两种选择的利弊得失。会谈快结束时,胡志明做了结论。他说:“现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可能和,也可能战。主要方向是争取和,准备战,工作的复杂性在于得准备两套。”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当晚向毛泽东、刘少奇等汇报了日内瓦会议进展的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过去两个多月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指出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批准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进一步的方针。9日,周恩来离开北京返回日内瓦。途经莫斯科时,他又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12日,抵达日内瓦当晚,周恩来分别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越南外长范文同,向他们说明越、中、苏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

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继续与有关各方磋商,推动谈判进程,直至法、越双方达成妥协。法、越双方最后确定,以北纬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贤良河为界,南方为法国军队集结区,北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集结区。经过前后长达75天的讨论,在7月21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除美国外,有关各方终于达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通过大型国际会议争取和平协商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首次尝试和运用多边外交的开端。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不仅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中国南部边陲的安全也得到保障。通过这次会议,新中国初步打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展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中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近邻的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中英关系有所突破,两国宣布互换代办,实现了“半建交”。中、法代表直接商谈,为双方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会议期间,中美两国代表也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这是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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