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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秘使,中老会谈

邓小平对凯山·丰威汉说:“我们过去的革命战争,主要干部是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如段苏权同志,解放战争时是个军长……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彭真对凯山·丰威汉打起手势:“土匪他的地利就是一个土字,他是当地的。是地头蛇……比美国人厉害。”国庆节已过,北京城彩旗招展。鲜花随处可见,依然存留着节日气氛。这是1965午的10月4日。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一行从抗美斗争第一线来到北京,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下午4点10分,中老两党会谈正式开始。对于中方参加会谈的伍修权、姬鹏飞、李强和雷英夫,凯山都是熟悉的。但是对中方的主要代表邓小平以及一同出席的康生,凯山还是第一次见面,他望着早已闻名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抬起右手指点身边的两个人说:“总书记同志,我先介绍一下。西巴色,梭胜,他俩都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邓小平同老挝同志一一握手。他个子不高,但是肩宽胸阔;行动敏捷矫剑宽阔的额头下,两目炯炯;当他望住你时,你会感到一种熔化的热和穿透的力。“我们最近比较忙。”邓小平握手后,望住老挝同志们:“你们来了以后,没有及早见你们。”凯山点头,微笑着说:“我们也知道中共中央的同志很忙,所以你们国庆节时也没有及时拜访毛主席、刘主席。今天顺便向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贺。”“谢谢。”邓小平请老挝同志入座。“我们是亲密战友,过去同老挝同志见面的都是周恩来和彭真同志,最近周恩来同志较忙,所以这次我们一块谈谈。”凯山像军人一样坐正身体说:“我们是头一次见小平同志和康生同志。”邓小平已经吸燃“熊猫”香烟:“我们离得很近。这次你们多住些日子,我们可以从容交换意见。”凯山朝同行的西巴色等人舒展一下手臂:“最近我们对工作进行了详细总结。今天向你们报告,同你们交换意见。”邓小平作手势:“老挝的情况老挝同志比较熟悉。”凯山露出谦逊的笑容:“我们熟悉情况,可是斗争经验少,需要征求你们意见。”“可能有些意见。但只能供你们参考。”邓小平指指段苏权。”有他经常和你们在一起。”“我们经常和段苏权同志交换意见。”凯山望住邓小平,“更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什么叫歼灭战?如何才能打歼灭战?”邓小平将手一划,分清职责一般回答:“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他和我们一起工作非常艰苦,美国飞机经常活动。”凯山望一眼朝夕相处的段苏权,再望住邓小平:“我们虽然艰苦。但比起你们过去的艰苦,算不了什么。”邓小平指点段苏权:“他是打过多次仗的人,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是个将军。现在没资格当将军了,因为没有军衔了。他现在的官衔只能是组长。”邓小平将手一摆,表示告一段落。“现在怎么谈法?你们先谈吧?”凯山·丰威汉拿出准备好的报告看看,而后抬起头,说:“我们先报告一下情况吧。我的报告分三部分……”凯山的报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老挝革命的特点和革命任务;二、老挝当前形势和人民党的工作方向、主张;三、关于中国援助老挝的建议和要求。凯山汇报完第二部分内容时,已是晚6点半钟。双方共进晚餐。第二天上午9点40分,会谈在江苏厅继续进行。第二次会谈,邓小平给凯山·丰威汉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双方刚一落座。邓小平便朝凯山作个手势:“今天还是请你先谈。”没有一句寒喧,没有任何琐碎,干脆痛快又显亲密随便。凯山这才明白,第一次会谈开始前的“随便聊聊”,其实是为了增强初次见面的彼此了解。一旦认识了,邓小平决不再是“繁琐”。凯山先对昨天报告的第二部分作了些补充,就是关于土匪问题。这时,他发现邓小平脑子特别灵,反应格外敏捷。当凯山说到“全国土匪有三十多个营时”,邓小平问:“一个营有多少人?”凯山回答:“四百人左右。”邓小平马上接一句:“那就是说,全国有土匪一万多人。北边有多少人?”凯山回答:“五千六百人吧。”邓小平马上接上一句:“就是14个营。”凯山停顿一下,大概是在心算吧,随即叹服地频频点头,笑道:“是这样,没错……”。邓小平鲜明的性格和工作作风。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感染了凯山·丰威汉。”当他报告到关于援助问题的要求和建议时。大概想起邓小平昨天将手一划,分清职责的那段话,所以,讲过总体想法后,也将手一划,说:“至于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具体意见,将由我们这里的负责同志同你们有关的同志研究。我再次代表老挝党和老挝人民感谢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援。”凯山·丰威汉望住邓小平,点点头,表示报告完了。他的眼神流出一种希冀和期待;他谦虚好学,他还没有听过邓小平的议论演讲。邓小平会说些什么呢?能给他什么启示和帮助?“感谢凯山同志的介绍。”邓小平脸上挂着一层亲切的浅笑,说话不紧不慢,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容大度的风格:“老挝革命主要是老挝同志从自己的实践中进行工作,革命要由自己的实践来取得胜利。我们给予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向来是肯定的。”凯山点点头。这个道理中国的领导同志过去反复讲过。他早已明白,他仍怀了希冀和期待望定邓小平。“我们打了22年仗。”邓小平扳指头:“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日战争,3年多解放战争,都叫人民战争。”康生在一旁点头插言:“斯大林说过,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都是人民战争。”邓小平放慢一些语气,这表明谈话开始进入本质和关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城市工人阶级虽然参加了,但他们处境十分困难,实质上也是农民战争。”邓小平讲“实质”,讲“农尺战争”都是加重了语气。这时,他眼里闪过一道亮,声音提高道;“现在亚非拉搞革命,大部分基本上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基本力量是贫苦农民。统战时,我们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凯山·丰威汉眼中那希冀和期待的目光已为一种紧张认真的思考神色所代替,邓小平的话显然强烈地打动了他的心。“如果没有阶级分析,我们就不可能制定出这一正确的政策;我们一系列的政策也不可能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如果没有这样的阶级分析,培养干部的方向,什么人当干部,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邓小平停下来吸烟,凯山严肃思考。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政策要想正确,包括干部政策,其前提又是要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凯山缓缓点一点头。于是,邓小平吐出一口烟,继续讲下去:“我们只能介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干部来源,首先是有一批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邓小平手指段苏权:“段苏权同志是农民;姬鹏飞同志是医生,现在搞外交,也会打仗。但是我们搞人民战争主要是培养贫雇农当干部。我们在战争中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来领导有文化的人。”邓小平的口气,强调了“战争中”.这就强调了阶段性和特殊性。他并不看康生,但是朝那边张了张手臂:“康老是个大知识分子、还有罗瑞卿、林彪同志是蒋介石军官学校出身的。但这样的人比例很校我们过去的革命战争,干部中工人很少,我们的主要干部是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如段苏权同志,解放战争时是个军长。不要说师长,就是军长、兵团司令,绝大多数过去都是不识字的人。参军后慢慢学的。没有文化可以学文化,最主要的是勇敢坚决!”邓小平做个有力的手势以加重活气。然后重新放平和声音:“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我们的军区司令员,差不多都是农民出身的。没有知识分子……”康生附和一声:“没有。”邓小平顺序落下指头数道:“北京、沈阳、济南、广州、成都、南昌、南京、福建、昆明、西藏军区司令,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总参有一些知识分子,如罗瑞卿总参谋长。副总长差不多都是农民。正因为军队的组成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以干部要从这里出来。政策也要靠他们去执行。我们的干部是从当兵、当班长、排长、连长这么上来的。有当兵三年就当师长的。如原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1928年当兵。1931年就当师政委。”凯山·丰威汉轻轻点头。邓小平讲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及特点,而这种实际情况和特点又是同老挝。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很相似。他的严肃认真的思考中,又增加了几分激动欣喜的神情。“如果在革命斗争中不根据阶级分析提出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的纲领,群众怎么会积极起来呢?我们搞革命是没有外援的,靠什么?主要靠农民。参了军的农民一面打仗,一面劳动,一面做宣传工作。他们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与没有参军的农民完全结合在一起。农民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让给部队吃。比如我们要渡黄河,国民党决口阻挡我们。我们需要木头石头来对付国民党决口。河北平原没有石头,只有房子的柱石。石磨;木头也不多,树也很少,只有家里的门板。农民从几百里外把门板,石头运到前线支援部队……”康生又插话:“淮海战役后。山东所有农村几乎都没有门板了。”邓小平很动感情他说:“如果农民不知道解放战争是解放自己,这些事是不可能办到的。”凯山·丰威汉频频点头,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那神气所表达的意思正如人们常说的:听君一席活,胜读十年书。邓小平将双手一摊,笑道:“我们的经验,当然可能不完全符合老挝的情况。大体上差不多,就是根据阶级和阶级分析制定正确的政策,才能团结90%以上的人民。”矗立在***广场西侧的这座四十多米高的人民大会堂,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11月27日,凯山·丰威汉一行又来到北京,在段苏权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凯山拾阶而上,他已熟悉这座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的巨大会堂,经过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走进庄严的大门。他熟悉那宽达76米,深60米的万人大会场,也熟悉大会场北翼那个有5千个席位的大型宴会厅。他也知道大会堂内有以全国各盛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厅室。上次他在江苏厅见到了邓小平。这次,他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步入福建厅。他见到了彭真,见到了刘宁一、姬鹏飞、李强、雷英夫等熟悉的有关领导人。“身体好吧?”彭真像兄长、老朋友一样握住凯山的手问候。“不算太好。”凯山同彭真已经很熟,说话无须任何隐瞒,“有点不适应。”“我也一样,到一个新地方不大适应。”彭真作手势请凯山坐下。“今天晚上可能会好一些。”简短问候之后,会谈开始。中国援助老挝的具体内容已定,关键是运输问题了。中国援越援老物资,都是免费运输。援老物资经由越南时,运费也由中国付。苏联援越援老物资,经中国境内的运费也由中国付。苏联援助的武器,有不少30年代的东西,甚至炮筒都是弯曲的,根本无法用。却用这些清仓物资给中国本来十分紧张的运输背上了又一沉重抱袱。为此,彭真提出请老挝派人到东北,参加海关的检验。能用的物资便运,不能用的退回。运输最困难的不是中国。而是越南和老挝,这是由于美国人的轰炸和土匪的袭击。彭真针对这一情况介绍了中国的经验。“我们抗战期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根据地差不多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彭真讲话习惯打手势,并且生动活泼。庄谐成趣:“我们根据地相互之间的运输主要靠人背。只有少数的靠牲口,汽车那个时候没有。延安有那么儿辆。第一没有汽油,第二有了汽油,那个路也不好走,不如毛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朱德同志说:‘咱们到南泥湾去打猎好吗?”我说:‘好嘛。’我们好多人就去了。有的骑马,我们总司令说:‘咱们两个坐汽车吧!’我说:‘好嘛。’士包子坐汽车也很有趣味。从延安到南泥湾只有几十公里路的距离。我和总司令坐汽车走了一夭,天黑了还没有到。”彭真认真地点点头,引得厅堂里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声。“是没有到,人家骑马去的人早到了,野鸡也打了,都做着吃过了,我们还没有到。”彭真作遗憾状,中国和老挝的同志们又是一阵笑。“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也是靠人背,盐也是靠人背,什么东西都是靠人背……”彭真声音变得深沉缓慢,仿佛回到了当年在根据地的战斗生活中。他带了回忆的神情继续讲:“我们还派游击队到处截击敌人的粮食、弹药,很有效。他们常常把粮食给我们运来了。抗站时我们所用的弹药谁给?是日本人给的。武器是日本人供应的,一部分是土匪的。整个抗战期间,苏联给蒋介石的武器、军人,分给了我们多少呢?分给了我们2O—30条轻机关枪……”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插上一句:“24余。”彭真点点头,将大手在胸前有力地一顿:“但是,我们抗战结束的时候,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武器装备从哪里来的呢?从日本手里夺过来的。从伪军那里缴来的……是不是你们也可以准备最困难的时候采用这种办法?”凯山望着彭真,没敢冒然应声。他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共产党在这方面敢同中国共产党相比。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不能比。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由于得不到国际上积极有效的支援,虽然经过艰苦英勇的斗争,结果还是失败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几十万人民武装。害怕“会产生悲剧性的结果……正如希腊那样”而放下武器,被解散。法共领导的几十万人的武装力量也放下武器,被解散。亚洲的共产党也不能比。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殖民军在1946年11月20日占领海防和谅山,12月19日又在河内对越南军民发动“总攻击”,越南人民处境艰难,只能在农村和山区进行游击战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国人民和政府得到了大量无私的援助、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抗法民族战争的形势。凯山只有从内心祝愿不要出现这种“最困难的时候”。彭真微微一笑。那是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一笑。他继续讲下去:“要准备将来用不上汽车。或者将来汽车不能运输,大车不能运输,就是靠人背。而且空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包括苏联在内,不能取得优势。美国的空军在相当时间内还占优势。准备有那么一个时期从我们到河内的运输线全部给轰炸了……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和朝鲜同志也有这个经验,所以,你们是不是要准备这一手。准备了。将来用不着,我们也不失望。”凯山·丰威汉点点头。他在同中国同志的接触和学习中,已经深明从最坏处着眼做准备的道理。彭真呷一口茶水,清褚嗓继续说:“再一个问题,你们根据地有土匪。”他把身体稍向前倾:“土匪他的地利就是一个土字。他是当地的,是地头蛇。”厅里再次响起笑声。彭真不笑,认真道:“比美国人厉害。”他用手指轻敲扶手:“所以,你们将来运输的时候,要跟土匪斗争,把土匪消灭!土匪不要说几干,就是几百人就会把群众扰乱得没办法,使群众受到威胁。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武装。”彭真略一停顿,呷口茶水。“我们怎么搞土匪的呀?就是发动贫雇农,下中农。对土匪也要用人民战争。人民的军队,全体人民来围剿他,肃清他。这样土匪就可以很快被消灭。土匪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而地主不管在哪个地方总是少数,不超过总人口的10%。剩下90%是什么呢?60%—70%是贫雇农、下中农,20%—30%是中农。贫雇农、下中农起来了,就把中农争取过来了,九个打一个还不是人民战争呀?”凯山连连点头,眼里闪出兴奋的波光。“1941年,1943年,我们的干部,包括司令员、政委,要穿便衣。比如我们的杨成武副总长,那时他是冀中军区司令,他就穿便衣。他常常跟敌人住在一个村子里,就跟日本鬼子的指挥机关住在一个村子里,和日本鬼子的部队住在一个村子。但群众是我们的,我们知道敌人,敌人不知道我们。我们晚上睡觉睡得很好。”彭真轻松地一笑,凯山不由得也笑了。他也感觉到.只要有群众,任何危险便都不足惧。“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彭真看一眼表,已是中午12点25分。他顺势将大手一挥:“下一项内容,吃饭。”于是。福建厅里又响起一阵轻松愉快的笑声。

孟获脱去上衣,露出筋肉暴绽的身体,对诸葛亮垂泪道:“七擒七纵,自古以来不曾有。我的子子孙孙都感谢丞相的再生之恩,与内地人民友好相处。”周恩来望着胡志明和凯山·丰威汉,深情他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中国是你们抗美斗争的可靠后方。”下半夜时,段苏权被妻子催促,不得不熄灭台灯。他循着以往的习惯,像部队里的连长查铺一般巡查一遍熟睡中的孩子们。洣华、洣恒、洣毅、洣平、洣石、洣晶,他的子女的名字都有一个“洣”。他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养育他的那条洣江,也不忘洣江畔先人为了镇压江水泛滥而铸造的千斤铁犀。茶陵是千百红军将士的故乡,这里应该出人材。因为我们的祖宗就葬在这里。史称炎帝教民耕农,尝百草,发明医药。《路史》载:谈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古碑记载:宋太祖登极,遍访古陵不得。忽梦一神指点,才于茶乡觅见帝陵……陵侧有“洗花池”,传为炎帝采洗草药之处。四周古木掩翳,洣水环流,岸畔有石若龙首、龙爪,称“尤脑石”。将军认为自己与“洣”有世代之缘。就在洣江畔,他14岁便造反“闹红”.参加共产党,担任了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18岁时,已经是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老段啊,你就是1934年在川贵高原那一仗开始走了背运。”“唉,你本来有上将的希望,中将的资本,可你只扛了个少将的肩牌。”……这是一些老战友在授衔时对他说的话。是的,川贵高原上那一仗,他身负重伤,脱队一年。直到找回部队他的伤还不曾好彻底。后悔吗?毕竟,他的独立师掩护了大部队的战略转移……何况,更多的战友早已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向往昔日的战斗生活。现在,那种生活已经在向他召唤了,他的心思飞到了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我们跟老挝确实是亲兄弟,我们湖南人跟老挝还要亲一层呢。”他躺在床上朝妻子喃哺。这些天,他把自己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间房子里,整日埋头于有关老挝问题的材料堆中。即使回家,也不肯放松一点。读《通史》,读《老挝史》。他知道。不懂历史就搞不了政治,搞不好工作……云南地区居住着被称做蛮族的许多部落。对这个“蛮”字,将军是很反感的。那显然是汉族统治阶级歧视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谬称。但历史上已形成了这种称谓,也只好先这样叫下去。将军的反感还有一个原因。他家乡的那片土地,在2000多年前曾经叫做楚国。中原各国认为只有自己文明,懂礼仪。将楚国也曾称力南蛮。不过,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杂,新唐书说“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也是实在的情形。到了战国时,楚成王派遣大将庄矫率军进入云南地区。由于归路断绝,庄骄便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庄矫带来了楚文化,他所统大军自然都是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和,形成白蛮。白蛮的经济文化部比较先进,接近汉族水平。生产以农业为主。哪些居住在山地,以畜牧为业的蛮族被称为乌蛮。白蛮乌蛮人口较多,蛮族社会基本由他们构成。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内地有变乱时,更有大批流民逃来避难,融合于蛮族中。特别是白蛮,语言文字都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乌蛮受白蛮文化影响,社会也有很大进步。居住洱海周围的蛮族有6个大部落,部落首长号称诏。因而有6诏之称。6诏也可以理解为6国。周汉时期;后主刘禅派渚葛亮车大军南征。在6个诏主中有个叫孟获的,他同弟弟孟优依靠天险组织了顽强的斗争。孟是乌蛮大姓,孟获是乌蛮豪酋,极有影响的诏主。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正确意见,同孟获先后进行了7次大战役,每次都打败盂获,将他捉住后,又放他回去,让他重整兵马再决胜负。这便是《三国渲义》中“七擒盂获”那一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经过7次战役之后,诸葛亮再次释放盂获,让他来战。孟获不肯战了。他脱开上衣,露出筋肉暴绽的强健的身体。对诸葛亮垂泪道:“七擒七纵,自古以来不曾有。我的子子孙孙都感谢丞相的再生之恩,与内地人民友好相处。”对于这位勇敢倔强的诏主盂获,泰族历史称之为崩黑,他的沼是6诏中最南边一个,叫做南诏。到了唐朝,6诏中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帝国,与唐友善,因而得到唐的支持。唐玄宗帮助孟获的后代们展开兼并其他5诏的战争,封南诏沼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这位皮逻阁也就是老挝等国家史书中记裁的坤博拢他是盂获的后裔。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后,建立南诏国,并开始向外扩展领土。从老挝史书中可以看到,皮逻阁曾经建立芒滕这个城市,后来越南人把它改名为奠边府,并且在1954年由于奠边府战役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城市。公元746年,皮逻阁建大理城,并将大理定为国都。在泰国和老挝的史书里,大理府被称为昂赛。随着南诏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加之热带密林,交通不便,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国王皮逻阁便派遣自己的儿子随带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迁居的男人女人去王国的各个地区。并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镇。据说皮逻阁生有几十个子女,但老挝等国家的史书说他只有7个儿子。这大概是因为这7个儿子比较出名。与印度支那各国有密切的血肉关系吧。长子阁逻凤在继承南诏国王位前,曾被派往琅勃拉邦,打败那里的佧族人,建立了琅勃拉邦玉国。阁逻凤的儿子坤萨瓦后来做了琅勃拉邦王。世代相传,直传至今日老挝的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也就是说,老挝国王是南诏国王皮逻阁的嫡系后代。皮逻阁的第二个儿子坤法兰被派至太和,也就是后来的大理。第三个儿子叫楚松,他到了楚拉尼,首都设在河内。他所统治的全部领土西双楚泰中,后来只有一个省在老挝,真他部分在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第四个儿子陶坎丰亲王带10万男女建立了景线城。这位景线亲玉就是现代泰国的祖先。他18岁登上景线王位,在位102年,直活到120岁才去世。第五个儿子陶因亲王被派到罗斛,就是现在泰国的大城。第六个儿子陶空亲王被派到甘蒙,就是现在老挝的他曲城。第七个儿子切壮亲王被派到川圹。现在老挝川圹的王族家系便裔出于划壮。老挝独立后,切壮亲王的嫡系后代赛坎亲王仍以川圹省长的名义统治这个地区。可见,南扫国在公元902年亡国之前,早已分支出去几个王国。川圹这样的小亲王不算,重要的是琅勃拉邦亲王和景线亲王。他们一个是现代老挝王系的祖先,另一个是泰国的祖先。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云南等地区。现在的老挝约有300万人口,由3个族系的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色彩和特征,这使老挝民族的文化基础更加丰富多采,但也使民族工作更重要,更复杂。这3个族系是:印度尼西亚族系,也就是被南诏国王阁逻凤打败了的佧族。他们是这里的土著,可以上溯至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在老挝他们又被通称为老听族。没有单独的文字,多住于山上,下会织布,刀耕火种,比较落后。泰老族系,在老挝被统称为老龙族。是在南诏前后由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逐渐南迁来,把当地土著人老听族挤上山去,自己定居在琅勃拉邦至占巴塞一带的湄公河两岸。在老挝历史的发展中,他们逐渐表现为老挝民族的主体,其文化也可以看作是老挝各民族文化的代表、汉藏族系,包括汉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在老挝一般称为老松族。他们是于18世纪从中国南方迁移来,许多风俗习惯同华南少数民族相似。他们的生产程度高于老听族,低于老龙族。老挝民族与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根深,有着传统友谊。老挝虽然是东南亚内陆的一个小国,但却与3种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5个国家和地区相毗邻:北部和东北部与社会主义的中国接壤;西部与东南部与泰国和越南南方接坝;南部和西北部与中立国家束埔寨和缅甸接壤。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不关注老挝。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已故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演讲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位置。”美国原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8月17日《纽约时报)载文宣称。老挝是东南亚的“瓶塞”,“如果这个瓶塞被拔掉,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整个地区就要落人共产党的手里。”“失去老挝就会失去整个印度支那,东南亚的各种战略物质就将全部失去。”美国总统肯尼迪讲得更明确:“如果老挝不是插进美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也是通向东南亚的大门!”“担子很重哟!”段苏权越想越难于人睡。他是个富于使命感、责任感的人。几十年戎马生涯又使他对战火和硝烟有一种特殊感情。他的心已经飞到老挝,睡不着,索性轻手轻脚溜下床,溜入办公室,继续研读材料,准备明天,不,应该是今天。他看一眼腕上的表,已是凌晨3点。他要准备在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看着材料和笔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使在眼前轮次闪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老挝工作组组长杨成武上将以他那特有的稳重步子缓缓走向墙边,不慌不忙拉开帘布,几乎不用寻找便指出了地图上那一点:“苏权同志,你们就是到这里,桑怒。以你为组长的这个工作组是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的相当于大使级的秘蜜机构。”他很咬重“秘密”两个字。这当然与工作组所处环境及工作性质有关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后,望着段苏权。温文尔雅,一派儒将风度。这位诗伺歌赋无所不能的将军说话也是抑扬顿挫,像诵读一首政治斗争诗:“老挝工作决定的环节,还是发展人民党武装的力量。过去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阶级分析,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意识……”总是激情洋溢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站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的厅中,一改他那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说话习惯,换了严峻的神色,目光炯炯如电,字字像吐铅弹一样掷地有声:“苏联对老挝问题,表面上是支持富马的,实际上也是支持富马的,采取压巴特寮的态度。我们表面上是支持富马的,但实际上是支持寮方革命力量的。寮方应该自力更生。虽然越、中是可靠的支持者,也不是依靠。对敦上校和坎温这些中立力量要尽量利用,但也要防止他们叛变……”老挝又叫寮国。巴特寮就是老挝爱国战线及其武装力量。在广东从化那座舒适的温泉宾馆,凯山·丰威汉推开双手,两眼一眨不眨地望住中国那位魁梧英俊的总参谋长,用抱怨的语气说:“苏联对我们有意见。尽管美国和富米集团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和三方协议,苏联却下采取强硬,坚决态度。中、越态度严正,都发了声明,而苏联却若无其事。美国和富米、富马弄清苏联的这种态度后,对我们也变得更加嚣张,更加强硬了。总之,苏联的态度是,老挝的中立应该是‘奥地利式的中立’,并且以富马、贡勒为主。为此,他要我们一让再让,甚至不惜削弱我们的力量。我们请求一些援助,只要求一些吃的,穿的,他们也不给。”罗瑞卿点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将手指在扶手上轻磕一下,说:”最近我看到一份电报,波兰的同志提出,苏发怒冯亲王发表的声明中,提美帝提得太多了,对美刺激大。估计这是苏联授意他提出的。”:凯山·丰威汉用力点头:“这种例子很多。比如我们曾准备打查尔平原的一个县,苏联大使知道后就出来阻止。美国诬蔑越南出兵老挝,苏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责问越南。”下午,温泉宾馆的小会议室里,又坐满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中国的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同志;有越南的胡志明、黄文欢、陈文荣等同志;有老挝的凯山·丰威汉等同志。3个兄弟党的领导共同会谈老挝问题。越南党内有些同志有建立印支联邦的思想,对此周恩来心中有数、中国党的领导人心中都有数。所以有时交往很艰难。这一次不然,胡志明和黄文欢都是与中国同志、中国人民有着极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前。讲的一直是中国话。这是人们都知道的。黄文欢这位越南劳动党的刨始人之一,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越南大肆反华之后,为了同党内那些反华势力作斗争。至今仍住在北京。谈话气氛亲切随便。周恩来无须讲任何多余的礼节性语言,开口便进入题目:“凯山介绍老挝情况的前三次记录我都看过了,今天上午谈的,他们也向我报告了。”胡志明微有歉意地笑笑:“记录我还没来得及看。”周恩来望着凯山·丰威汉,脸上带者友好关切的微笑:“凯山同志这次搞得很累。但是,我还不知足。还想请教一些问题。胡主席和越南的同志们对老挝的情况比我们熟悉很多,我们离得远,对于情况不大熟悉。今天,我们谈两个钟头。”胡志明伸出食指:“实际上只有1个钟头,因为还要翻译。”周恩来的目光在胡志明和凯山·丰威汉的脸孔上缓缓移动、停留,带了一种春光的明媚,那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中国是你们抗美斗争的可靠后方。”他略一停顿,胡志明和凯山的心中显然都涌动着胞波情谊,轻轻点头。周恩来深吸口气,肩膀有些起伏,而后恢复了交谈的口吻:“我还想了解老挝的阶级状况、经济政策、生产情况和民族政策等等。我们以谈话的方式,一问一答,越南同志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们。黄文欢同志是专管老挝问题的,你是老挝问题专家,采取这种方式,你们看好不好?”胡志明和黄文欢频频点头。年轻的凯山·丰威汉底气十足地应了声:“好!”一辛宫春副总理刚在沙发上霭匹,便吸燃一支“中华”香烟。他烟庞大/手指熏得焦黄。一股淡淡的轻烟在西前弥漫开,目光几烟雾中亲切地望着段苏权:。在东北地区工作时。他与段苏权就很熟悉。他没有架子,谦虚谨慎,有高度的修养。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那里的问题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有没有地主阶级?没有地主总有奴隶主,有奴隶吧?根据他们的报告来看,可以肯定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斗争也是尖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老挝何以有这么多右派头子和土匪头子!”段苏权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不搞阶级分析,就无法确定革命的对象;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毛主席首先就是搞社会调查,解决革命的这一首要问题。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李富春阅历广,经验丰富。他有军队工作经验:北伐战争时,他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党代表,配合军长程潜将军为北伐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时期,他曾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他还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中央苏区时,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在延安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配合陈云同志抓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建国后又在中财委任副主任,有经济建设的经验。老同志们都称他为全才。李富春工作勤奋细致,善于抓重点、抓本质、抓要害。对于老挝革命,他紧紧抓住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对段苏权提出要求和希望:“老挝有的同志认为老挝不存在阶级,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老挝日前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是第一位,民主改革是第二位。但民主改革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础,这一条不能不看到。你们要深入下去,抓住一两个村子进行充分的调查,提出意见。但是决定政策要告老挝同志,这是一个原则……”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你去老挝,”李富春续燃一支烟,加重语气:“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这几句活有分量,那一刻似乎有颗地球仪在将军脑子里旋转起来。他想到“瓶塞”,想到“大门”。想到“东南亚”。想到“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想到“日内瓦协议”,想到国际政治斗争……这种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几年的实践中去体验、摸索、领会。段苏权就坐在办公室里终夜思考这些问题……三座门——位于景山附近的一个普通地名。若没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将是北京千万个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处。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对问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当指挥着世界上最为宠大的一支军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进这所院落后,“三座门”便以无法计数的频率被连续输入各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电脑。夕阳西下,余晖缥缈。军委办公厅一间铺设紫红地毯的小会议室里,转圈摆满沙发,坐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要害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正在进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听过一般情况讨论,将茶杯放于茶几,身体向沙发靠背仰去,转脸望住段苏权:“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段苏权一直在静听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说:苏权这个人,年轻时候是个闯将,血性、激动、“闻声而起、敢冲敢拼敢于冒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壮年之后,那种血性和冲动便转换成一种深思熟虑、冷静持重的成熟的美。他缓缓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总参谋长。这位副总参谋长方额阔脸,体态结实匀称,可说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军”而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大渡河还是腊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十几年后,当美国人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中国采访时,对这位将军的记忆力叹为观止。他可以说清行军的路线甚至每一个地名;他可以说清时间甚至当时的具体时刻;他可以说清参战双方的部队甚至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姓名。都是亲身经历。而且立于风口浪尖。也难怪人称他是“活地图”,“活字典”。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曾是全军全国人民熟知的我军三员虎将。抗日战争中,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战功卓著而深得聂荣臻元帅的喜爱。他又能写文章,又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被战友誉为“文韬武略,精明强悍”。就连骁勇善战又桀傲不驯的黄永胜提起这位一分区司令员,也不无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对他新调来的一位团长说:“他妈的,杨成武能打,有办法。一分区就是他说了算。咱们三分区不行,我说了不算,三分区政委王平说了算。”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杨成武同在晋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这次秘密出使老挝,设在总参的中央老挝问题工作小组又有这位老战友、老上级参加,对以后开展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段苏权开始发言。“一条条讲。”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抓了一支笔,点头示意。“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与会者有的静听,有的点头附和。有的匆匆记录。“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杨成武点头插话:“主席谈到老挝问题时,也讲了五条: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总参工作15年,各方面情况都很熟。“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老挝来的同志有介绍,打仗不打人,双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误伤。枪声大的就赢了,枪声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组织力量再来比。这不行。”有工作人员嘟哝。有人无声地笑。有人解释:“这种情况虽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就英勇得很,他们有长期抗法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基矗”“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段苏权继续讲下去:“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元的援款。受援国已经很满意,当毛泽东接见时,听说给3亿,便讲:“太少了,我们随便扫扫仓库底子也够了。”就这么一句话。援额便翻了番。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手紧的。中国还很穷,搞起这点家底子不容易。必须有求实的精神。在援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嘴紧手紧,极其珍惜中国人民靠艰苦创业积聚的财富。比如,有次老挝提出增援2000支枪,邓小平在掌握实际情况后,认为1000支足够,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老挝方面提出援建一条公路,邓小平根据斗争实际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将这个请求推后了。这种实事求是为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邓小平的“罪状”,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责。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钩鱼台8号楼里召开的一次援老工作会议上说:“我总觉得对老挝卡得太紧。是过去邓小平的思想流毒。”“对老援助要积极、适用。过去邓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紧。他们反帝就要积极支持……”在8月15日还曾讲:“邓小平对老挝援助是形左实右……要2000多支步枪只给1000多。过去这个账算在彭绍辉头上,实际上是雷英夫……”实际情况如何呢?对于军队不足3万的寮国战斗部队,从1960年到1966年,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总金额达5656万元。这还不含给富马的673万元(是在富马倒向右派集团前提供的)。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当年在老挝参战两年,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的龚利军,他在回顾与老挝人民共同战斗的许多美好往事和友谊时,也不无遗憾他讲过这样几件事:老挝军人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让我不解。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受打枪玩。动不动就朝天朝山朝树上打几梭子过瘾,比小孩放鞭炮还随便。当年咱们抗日打老蒋,别说放空枪玩了,就是见了敌人也下许乱开枪呀。就那么几颗子弹,不打则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颗子弹没消灭一个敌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颗子弹打出去能有缴获。赚回更多枪和子弹才是好样的,不然军队怎么发展怎么继续打仗?唉,他们来得容易,枪支子弹就不当回事。咱们援助老挝的都是南京产的“跃进”牌卡车,这种车适应南方的复杂气象和地理环境。我们去接老挝客人,开小车他们不高兴,以为瞧不起人。要大车。开卡车去接,他们高兴了。大车比小车威风“高级”。站在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很开心。不过,他们从来不修车。一辆新车送到手,开上就跑。开到出了毛病,车发动不起来或轮子坏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辆新的开。1968年我们援建老挝,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机器。有的甚至国内重点工程求都求不来。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铺路面,铺满了都铺不完。单说沥青吧。我们国内有的是,但阿尔巴尼亚有困难,沥青卖不出去,积压,经济有困难。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己沥青再便宜也不用。买了阿尔巴尼亚的沥青,用飞机运到老挝来筑路,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也支援了老挝。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的……我参观过老挝村里县里的商店,除了当地的食品特产,几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国援助提供的。一阵饮茶声之后,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继续会议发言:“我们的对外军援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段苏权问:“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数?”装备部长没有回答,合起笔记本,郑重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段苏权放下记录笔,继续自己的发言,从具体形势分析,讲坚持“持久战”的问题:“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姬鹏飞轻轻点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移。”副总参谋长做个手势:“你们先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杨成武喝口茶,对他的老战友一笑:“不要指望一帆凤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一文一武交替作指示。姬鹏飞接着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杨成武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他将两只手一按一抬:“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姬鹏飞笑着指指段苏权:“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段苏权轻轻聚拢双眉,肩上似乎又增了几分压力。等待他的不是外文场合通常所有的香槟咖啡,觞筹交错,而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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